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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42节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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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跑的话,朱允炆敢肯定,百分之八十的文官是跑不过宦官的……

“一月份时,张博志、孙举文曾提议社学、县州府学独立于地方,不受县府管辖,直接由国子监或礼部管理,你们认为如何?”

朱允炆询问。

解缙犹豫了下,道:“将教育从地方府衙中独立出来,朝廷管控会更为容易,然教育毕竟是地方政绩考核重点,受吉安府入选十优州府影响,各地兴办私塾之风大长,社学眼下又集中在移民之地……”

杨士奇也不赞同完全独立于地方,提出反对:“张博志、孙举文两位先生是好意,也是为社学发展着想,但无论是社学、府学,毕竟建在地方,若完全脱离地方县、府衙,很可能会导致一地主官不重教育,反而有害。臣建议在考核中尤其重教育一项,将其与人口、田产等视为第一考核项,以激励地方更重教育。”

朱允炆思考之后,认为解缙与杨士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,如果教育不与地方利益挂钩,地方定不重视,完全设置教育部门直管各级学校是不合适的。

李-志刚提议:“皇上,虽然将社学、府学等直归礼部不妥,朝廷却可以明确社学出路,以安百姓心思。”

朱允炆笑了。

没错,社学、县学等收归朝廷直管是行不通的,但社学肄业之后进入县学的上升通道是可以确定下来的,两者并不矛盾。

至此,大明教育系统得到了完善,补全了洪武时期缺失的一角,朱允炆的大教育战略终迈出了第一步。

社学(包括京师初级学院)、私塾、家塾,成为了大明初等教育的主力,县州府学构成了中等教育,国子监一家独大,站在了大明教育的顶峰。

然而在大教育战略推动之后,朱允炆遭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国内危机:

旱灾与涝灾。

老天是不给面子的,哪怕是朱允炆仰头看着老天,它也没有赏个脸。

五月,凤阳府大旱。

五月中,松江府暴雨。

一场巨大的天灾,逐渐席卷而来,让满朝措手不及。

朱允炆坐在奉天殿,声嘶力竭,下令户部、工部全力运转,朝凤阳、松江府调拨大量粮食,与此同时,解缙去了凤阳,茹瑺去了松江府,郁新去了苏州。

内阁大臣一次出去三个,可见问题之大,情况之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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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阳旱灾,朝廷早有准备。

然而在进入五月后,事情变得严重起来。

早在四月初,朝廷为应对凤阳府旱灾,准备了两州五县的赈济粮食,比往年还多准备了三个县。可到了四月底,旱情一日重于一日,蔓延至三州八县,五月中旬,整个凤阳府五洲十三县全部大旱!

然而旱情远不止如此,一封封急报文书不断传入京师。

淮安府淮安大旱!

庐州府合肥、六安大旱!

河南归德府鹿邑、永城、商丘、宁陵大旱!

朱允炆看着解缙的奏折,心都在颤抖,一笔笔文字,如同刀扎在心口。

“臣解缙于临淮再拜言,五月起,凤阳天干地燥,烈日如焚,大地龟裂,颗粒无收!百姓哀鸿遍野,流离荡析,不得其所,相属于道,草木为粮,不堪言状……”

通过文字,朱允炆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,虽然朝廷事先准备了应对之策,甚至还打算动用淮安粮仓,可灾情一日三变,加上淮水已是枯至无法行船,想要运粮,只能用人推!

烈日灼人,白日运粮如其困难,只能赶早、赶晚。

北方大面积大旱,已足够让朝廷吃力,可偏偏在此时,南方出现大涝。

大涝的区域是吴淞江一线,波及松江府、苏州府等地,这里可是大明重要的产粮中心,经济重地,不容有失!

夏元吉调查过吴淞江、太湖流域,指出了其容易涝灾的问题,并拿出了疏浚吴淞江的方略,只不过方略正由工部勘验尚未执行,吴淞江就出现了涝灾。

苏州知府姚善上奏:“五月淫雨十余日,大水淹没吴县,禾尽没,坏民舍漂溺,大水灌城……”

松江知府周继瑜上奏:“松江水溢,骤水,船行桥之上,毁房屋无数,民无以充饥……””

茹瑺、郁新在松江府、苏州府救灾,没有说太多的问题,就提了两个要求:

给粮!

给船!

朱允炆下令大明水师抽调八成船只冒雨进驻松江府、苏州府,全力参与救灾,下令中都守备卫所全部出动,转为运粮、运水队伍,同时调京军五万,由徐辉祖亲自带领,前往凤阳一线运粮。

粮仓的设置与粮食储备,在这一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,无论是淮安粮仓,还是京师的金川门外粮仓,各先后调出了三十万石粮食,奔赴各地灾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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