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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71节(3 / 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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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的,是怎么处理的问题。是简单直接的把新安知县免职,把莫员外抓起来重判,还是把事情分析清楚之后再处理,有很大区别。前者是当作一个偶然事件,后者则是当作普遍事件。

偶然事件有偶然事件的处理方法,普通事件则完全不同。不但是处理新安县,还要形成一套方法,一套有效的处理措施,给其他地方参考。

作为宣抚使,王宵猎需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,处理的轻重,基本的原则,形成一整套处理措施。而不是听到这件事情,觉得不对,派个人去把官员裁撤了。

我不一样

送走了陈与义,王宵猎步出官厅,在院子里慢慢踱步。

已是初夏,花大多都谢了,桃、李、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。石榴花开得正艳,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。

池子里的荷花开了,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,迎风轻轻摇曳。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,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,在上面一动也不动。

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,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,静静沉思。

从《诗经》到汉乐府,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,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文学体裁。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,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。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,如因为语言的演变,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,等等,上层不重视下层,才是让人忧心的。

就像一个家庭,父亲在外打拼,承担各种压力,为了生活拼博。回到家里以后,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,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。这个时候,母亲护住孩子,但是一句许也不说,是不行的。这相当于鼓励父亲,让基变本加厉。母亲保护孩子,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,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。

民间诗歌,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,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。这个声音,有时候是斥责,有时候是赞美。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,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。

中国的传统,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,把人民比喻为孩子,把国比喻成家。一个家,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,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。民歌、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,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。

汉语里,国经常被称为国家。把国看作一个家,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,也要规范掌权者。

关于国和家的认识,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。这种不同,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,而是会影响到政治、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把这些问题理清楚,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。

人类文明,从大的方面来说,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、如何认识自身,从而正确对待、管理、应用的问题。

辛亥革命之后,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,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,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,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。这种思想是不对的。应该说,在那个时候,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。但在历史上,并不是这样。

从文明的进步来讲,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。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,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。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,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。

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,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。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,应该区别对待。

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,一是对自然的思考,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,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。自然方面来讲,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。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,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。

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,那么西方哲学,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。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,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,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。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,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,他理解不了孔子,评论也荒唐可笑。

如果西方哲学有一个另类,那就应该是大胡子了。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,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。

所以说研究哲学,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,要走过时光的尽头,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。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,研究世界的,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。对于一个哲学家,或者思想家,都应该问一问,砝码有多重。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,是砝码错了,还是标的错了。

西方哲学家,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,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。一直到现在,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,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,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。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,西方康德、黑格尔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,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,大约如此。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,但其实有脉络可寻。

中国有五千年文明,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?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,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。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,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。因为你说什么,他们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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